2018年，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開始在全國范圍內試行，我國將告別“企業污染，政府買單”的歷史。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踐行的基礎上，“環境有價 損害擔責”將演繹出新時代的“亮劍”風采。

企業排污要繳稅，生態損害也要賠償，與環保稅同步生效的還有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按照“環境有價 損害擔責”的原則，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自2018年，也就是今年起在全國范圍內試行，2020年力爭初步建立制度框架。

如果說，收稅是為了倒逼企業綠色轉型，那么賠償則是將“污染就要付出代價”寫進了律法，杜絕走“旁門左道”的情況。同時，從“企業污染，政府買單”的困局中脫離出來也離不開頂層設計的支持。

雖然還是“試行”，但是這仍意味著，我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邁入了新階段。在推動改革的過程中，這是一個重要的節點，環保部明確，將協同有關部門“分三步走”，重點處理好“縱橫”關系，依法保障改革工作順利推進。

2018年1月9日，環保部副部長黃潤秋在視頻會議上表示，各地改革進展將被納入中央環保督察范疇。同時，環保部還將加強相關技術保障，完善損害鑒定評估體系，編制標準規范，聯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等部門推動解決問題。

為了更好地完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最高人民法院還發布了海洋生態損害司法解釋，明確索賠主體，收緊我國管轄海域內的生態環境損害追責。而且，規定對人民法院受理此類案件做了一系列詳細要求，針對賠償范圍也有了細則。

對此，業界人士認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不僅要從“嚴”處理生態破壞案件，也要更無縫銜接公益訴訟。復旦大學環境資源與能源法研究中心主任張梓太教授稱，兩者適用范圍實際上市有重合的。這不是單純的“社會公益優先，還是國家公益優先”的問題，與其做選擇題，不如做綜合分析題。

在張梓太教授看來，損害賠償和公益訴訟的銜接能夠發揮出“1+1>2”的優勢。對于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來說，配套體系的建立也非常重要，無論是損害鑒定評估體系還是公益訴訟體系，都將成為污染追責背后有力的支撐點。

當然，目前我國生態損害賠償制度在實踐過程中仍存在一些問題，但不能否認地方試點確實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例如貴州司法確認和公證適用探索；山東湖南專戶管理模式探索；吉林省回訪制度探索等，都在切實提高制度的可操作性。

時至今日，我國在環境保護層面上已經逐步建立起了事前預防、事中保護、事后處置等一系列聯動框架，全方位堵截生態污染行為。生態損害賠償制度將鑄成另一道防護網，為“綠水青山”亮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