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供給管理和激活企業信心基礎上，政府應做好“調結構”工作。

　　需求管理通過加強政府干預來“穩增長”，造成政府越來越龐大，市場越來越小；而供給管理則通過減少政府干預和管制、激勵民間創業和企業家投資信心來“穩增長”，必然帶來政府越來越精簡和高效，市場越來越繁榮。“穩增長”在供給管理政策下不是問題，經濟過熱才是問題。因此，如果我國宏觀調控思路轉變，那么就不必把主要精力和政策目標放在“保增長”、“穩增長”上，而可以把精力主要放在“調結構”、“控通脹”上來。

　　“調結構”是“十二五”規劃中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恐怕也是“十三五”甚至“十四五”的重要目標。因此，我國在經濟相對平穩增長的同時，我國應適度容忍經濟下行幅度，抓住機會調結構。

　　其一，加快淘汰落后產能。要更強調環境保護標準、節能減排標準在淘汰落后中的作用。做好總量控制工作，在產能過剩的區域，要嚴禁批建新項目；適時提高并且嚴格執行國家節能減排的標準，加快淘汰落后產能，將有限的環境容量用于支持高端產業發展，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其二，要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力度。盡管美歐日經濟也困難，但他們促進本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信心和支持力度不變，有的甚至力度更大了。我國應運用財政、稅收、金融手段，重點扶持生產有規模、產品有市場、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環境污染小的優勢新興企業。

　　其三，探索國家重點產業發展基金對于產業整體發展、產業整合、產業技術進步的作用。產業發展基金應由國家財政出資、以市場化模式運作、以重點行業產業組織者的角色，推進重點行業的兼并重組、推進重點環節的技術研發和創新，推動其上下游產業鏈的配套銜接，提高產業鏈整體效率。

　　4.改善市場環境，促進內需增長。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必須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很有針對性。我國應針對影響國內貿易和國內需求的地方保護主義、高昂的物流成本和渠道費用等因素采取有效措施，滿足國內大量潛在需求。

　　（1）建議撤銷部分高速公路收費站，或改革高速公路收費標準。企業家提議，我國近9萬家高速收費站如果能減少1/3的收費，將有效降低內貿成本。

　　（2）探索推進鐵路系統的市場化改革，努力提高國內交通體系的一體化程度，打破部門保護和地方保護主義。

　　（3）加強市場監督，規范市場秩序，堅決遏制假冒偽劣產品蔓延的趨勢，為消費者營造良好的消費環境，只有消費者對市場有信心，敢消費，內需才有真正的動力。

　　（4）對于家電、汽車等消費產品，企業希望國家出臺一個長期的、穩定性的扶持政策，以利于企業培育市場和穩定消費者心理預期，不希望過度的消費刺激，否則會透支未來消費潛力。

　　5.支持企業的“軟實力”建設，促進形成健康的企業生態系統。

　　應該從支持企業的“硬投入”轉向支持“軟投入”。今天的中國企業，迫切需要的是政府在品牌、渠道建設、企業與員工的關系、企業家的尊嚴和信心、技術研發的政府管理體制上做出努力。在形成健康的企業生態系統方面，需要從三個方面努力：

　　第一，大企業與小微企業關系。要雙管齊下，支持中型、小微型企業發展。一是從稅費減免、發展社區金融對中小微型企業進行支持；二是從龍頭企業入手，支持龍頭企業設立財務公司，對上下游配套企業提供融資支持。

　　第二，企業與員工關系。新勞動合同法的大方向是對的，但超越我國目前發展階段，是一個接近歐洲標準的勞動法。就目前經濟減速、企業虧損面大幅增加情況下，分階段、循序漸進地推進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有助于減輕企業負擔。

　　第三，企業與政府關系的新進展。要堅決制止地方政府提前收繳企業應交的稅費。要堅決制止地方政府以檢查企業往年納稅情況的名義，損害企業權益。要堅決打擊不正當的官商關系，創造平等競爭的政企環境。

　　6.加快市場化改革步伐，激發新一輪經濟增長動力。

　　未來10年是決定我國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最關鍵時期。企業家十分關心當前經濟形勢，但更關心中長期經濟前景。我國應以重振中國制造業、重振中國實體經濟為重要目標，加快市場化改革步伐，激發新一輪經濟增長動力。

　　（1）全面落實2011年1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決定，中央各部門、各地方政府均應“凡市場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的，行業組織能夠自律管理的，政府就不要設定行政審批；凡可以采用事后監管和間接管理方式的，就不要再搞前置審批”的精神和原則處理行政審批事項。

　　（2）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有效降低政府收入的增速和國民收入占比。對廣大小微型企業、個體工商戶和創業者，探索三年免稅政策；對廣大工薪階層，探索進一步提高個稅起征點。嚴禁地方政府以結構性減稅之名、行增稅增費之實的行為；嚴禁地方政府收取未來稅費的行為。

　　（3）探索新的中央-地方財政分權改革，減少地方政府“土地財政”的財政體制基礎。當前財政體制是根據近20年前的經濟規模和發展階段制定的，極大促進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資、做大GDP的積極性，但帶來“土地財政”、社會公共產品供給嚴重不足等問題。我國應根據當前發展規模和階段，重新調整中央-地方財政分權關系。

　　（4）精簡政府機構，裁減冗員，減少政府三公消費支出；加大基本醫療、基本教育、基本養老等社會公共品的支出規模，把財政支出真正從“基建財政”轉為“公共財政”、“福利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