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想要的是什么？在我們這個時代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中，很少有比中國這個經濟超級大國的崛起所帶來的問題更加引人關注。今年晚些時候將選出的新一屆中國領導班子，是否會懷有一種緊迫感，去顛覆二戰以來占主導的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秩序呢？抑或這只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一種偏執的錯覺，而實際上這個國家將會把精力集中在應對一系列國內挑戰上？



軍事策略家和外交家基本上沒有達成一致。對于任何從事環境政策這一較不引人注目領域工作的人來說，關于中國生態目標的爭議也同樣令人困惑。

短短幾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太陽能電池板和風力渦輪機生產國。中國領導人已經進行了一系列的污染控制，關停了一些污染嚴重的煤炭廠，宣布碳排放交易市場試點計劃，并提出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創建一種“生態文明”。

那么這是否是有意義的變化？還是說本質上中國依然是一個不顧一切代價保增長的環境破壞者，放任河流被大型項目阻塞，水、食物和空氣被嚴重的工業污染毒化？答案是復雜的，并且與我們其他人的利益攸關性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

美國學者夏竹麗(Judith Shapiro)是1979年中美關系正常化以來第一批在中國生活的美國人之一，在《中國的環境挑戰》(China’s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這本簡明而富有啟發性的書中解釋了很多來龍去脈。

一方面，試圖闡明中國的環境政策與試圖確定美國的環境政策一樣充滿困難——美國既能批準北極石油開采項目，也能通過世界上一些最嚴格的污染法規。

環境破壞讓首都北京的空氣質量堪憂，中國政府也有一些官員迫切希望解決環境問題。但也有一些反對者指出，中國沒有理由不走“先污染、后治理”這一工業化國家積累財富時采取的模式。

中國和世界都面臨著一個核心的難題：道德上來說，不能認為中國人不應享有發達國家長期享受的經濟繁榮的權利。然而，從環境的角度來看，卻不能說他們應該有這樣的權利，因為中國對生態的影響正極大地延伸到國境線以外。從氣候變化到加州空氣質量，這個世界工廠的影響非常深遠。

荷蘭上個月發布的一項調研顯示，大約五年前，中國已經在二氧化碳絕對排放量方面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排放國，目前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經占到全球的29%，比美國和歐盟(EU)的總和還略微高一些。中國的人均排放量已經與歐盟相當，并將在十年內達到美國的人均水平。

因此，為了遏制全球氣溫升至比工業化之前高2攝氏度以上的水平，在任何努力中，中國都至關重要。科學家認為，比工業化之前高2攝氏度是一個臨界值，要想避免發生危險性全球氣候變化，就不能超過這個臨界值。

中國不僅是碳排放影響了全世界。科學家表示，在中國發生最強烈的沙塵暴時，可以把污染物刮到遙遠的加州和美國其他西部州。

從魚翅到熱帶硬木和礦產，中國“胃口大開”，給魚群、森林、以及非洲農場增加了壓力。中國對煤炭和其他化石能源的迫切需求刺激了全球范圍內（從加拿大的含油砂地區到尼日利亞油田）對這些能源的探索，帶來了環境方面的爭議。

不管怎么說，對于中國工業化轉型所帶來的嚴重影響，中國人自己的體會最深。因此，人們已形成一種常規認識：變革只能寄希望于不斷擴大的中國中產階級力量，他們受夠了既不能保障空氣質量安全、又不能保證食品清潔的政府。

最近發生的情況更證明了這點。上個月，在出現了大規模的群眾抗議之后，中國當局兩度取消爭議項目（什邡鉬銅礦廠、啟東工業廢棄物管道）。

夏竹麗教授的質疑是合理的。上述觀點不但假設在中國這個實施環境法尚有困難的國家，政府能夠應對這樣的壓力，還隱含一個條件：受到破壞的自然資源能夠得到恢復。

或許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是這樣。但你必須非常樂觀，才會相信這樣的情況將再次出現。

本文作者是英國《金融時報》環境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