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之手何時休

新能源行業，乃至所有戰略新興產業，各級政府該不該介入，該如何介入，在尚德危機后，正成為一個熱點話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部主任馮飛認為，光伏企業依靠行政命令推動、依靠“搞運動”的發展方式，違反了產業發展規律，扭曲了投資者行為，不利于光伏產業的長期發展。

中國的光伏產業作為戰略新興產業，仍在延續著中國在全球制造業國際分工中身處低端鏈條的舊模式。“穿新鞋走老路，發揮的還是末端組裝優勢。”馮飛稱。

多位接受記者采訪的業內人士表示，在新能源發展初期，各國政府均給予支持，這是通行做法，“但是扶持的手法和中國大有不同”。譬如德國，其扶植政策傾向于補貼需求方。

新能源的前期研發，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回報期長、風險大、社會資金不愿進入，需要政府去承擔部分風險；而后期市場開發，新能源企業需要依靠政府去協調電網等部門，依靠政府出臺電價補貼來支持新能源和更有成本優勢的火電、水電競爭。

馮飛指出，目前中國光伏市場利用能源方面存在的問題是，光伏發電價格偏高，與煤電價格差距過大；國外光伏多是分布式利用，建筑一體化，這也與中國國情不符，加大了推廣光伏市場的難度。

江蘇省光伏產業協會前秘書長魏啟東認為，政府要做的是制定好上網電價，補貼光伏電價、促進光伏電站投資，自下而上帶動光伏組件企業的發展。

但是在光伏產業鏈中，地方政府并未將大量的政策扶植花在兩頭。“地方政府為光伏產業生產過程提供的不當激勵，是光伏行業產能過剩的關鍵原因。”發改委產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嵎認為。

地方政府直接補貼光伏制造環節，“只會落人口實，引發國外頻頻‘雙反’”。

在終端市場開發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位研究人員認為，現階段中國在光伏應用市場“要謹慎”，不宜大規模鋪開。

有能源專家向記者指出，現階段在中國，試圖大規模發展光伏發電、改變能源結構的條件并不成熟。中國處于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發展的過程，“需要大量廉價電力，靠新能源供給不可行”。

馮飛亦認為，政府對新能源不能無條件支持，不能扭曲國內經濟的基本面。“核心問題，還是要擺正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從對微觀經濟的直接干預，轉變為一種創造環境，特別是公平環境的創造角色。”

發改委能源研究所一位研究人員稱，由于中國特有的制度環境，各級官員控制了大量重要資源。由此催生了扭曲的政商關系，“不光是光伏，幾乎每個重要產業都是這樣。”

這種政商關系背后的扭曲政績觀，正被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質疑。

去年“兩會”期間，包括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和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環境資源法研究所所長王曦在內的代表委員，都曾對記者表示，應在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中添加GDP之外的因素，如保障房建設和環保等民生指標在政績考核中的權重。

資料顯示，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也都曾舉政府之力扶持某些企業，人稱“東亞模式”。但其“財閥資本主義”“大而不倒”的后遺癥至今猶存，關于該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棟。

其中的一大反思是，政府應更多出臺普適性的、鼓勵行業發展的政策，而非由政府支持具體的、個別的企業；在實施過程中，產業政策不能妨礙經濟規律發揮作用，而應順應經濟規律。

正如中共十八大報告指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