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說，新能源的發現、能源鏈的變革、相應的政治經濟和創新體制的變化，是大國興起的力量之源。所以，我們萬不能以功利主義心態將新能源開發簡單化為今后兩三年走出經濟危機、拉動經濟增長的工具，而應將其視為長期內保障能源安全、實現能源供應多元化的重大戰略舉措，并將之提升到適應低碳時代中國城鄉居民生活方式的高度。

據上海證券報報道，被業界奉為“國家新能源發展戰略”的《新能源產業振興和發展規劃》日前已由國家發改委上報國務院，并將在條件成熟時擇機出臺。根據這一規劃，到2020年，除水電外，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占中國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有望從目前的1.5%升至6%以上，總投資也將超過3萬億元。這對于滬深股市81只新能源概念股而言，無疑是個長期重大利好。

新能源振興的重要意義，無論怎么強調都不為過。從某種意義上說，新能源的發現、能源鏈的變革、相應的政治經濟和創新體制的變化，是大國興起的力量之源。縱觀人類歷史，新一代能源鏈的出現，往往伴隨著國際體系中新一代主角的閃亮登場。

例如，作為第一代能源的煤炭，曾幫助英國完成了產業革命，使其一躍成為“日不落帝國”；而作為第二代能源的石油，則推動美國、德國等新興列強在第二次世界工業革命中異軍突起，實現了對英、法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趕超。目前，對于中、印、巴西等崛起中的新興大國而言，越早投入下一代能源的競逐，越有利于其在未來的國際體系中奠定優勢地位。

從全球視角來看，以生物質能源為代表的新能源，在經歷了2007年至2008年的短暫繁榮后，經過半年沉寂，重又勃興起來。不過，這一波新能源熱，相當大程度上是因為奧巴馬就任美國總統后，希望通過“綠色經濟”擴大就業、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等政策或理念帶動起來的。或者可以說，前一波新能源熱是建立在滿足公眾普遍需求基礎之上的，是自下而上的“誘致性制度變遷”；而這波新能源熱則反映出以奧巴馬、朱棣文為代表的少數精英的政策偏好，更像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

而當前中國高調宣示新能源開發的背后，更多是一些基于現實的戰略考慮：

其一，出于對國際原油價格重新上漲的擔憂。與歐美不同，由于歷史上石油長期自給，中國未受到上世紀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的沖擊，無論是企業還是居民，對于降低能源依賴的重要性都缺乏直觀認識。而2008年國際油價的瘋狂上漲，無疑給了中國一次極大的心理沖擊。

其二，客觀上存在開發替代能源的需求。盡管并非所有人都贊同關于全球石油開采量即將枯竭的“頂峰論”(PeakOil），但不容否認的事實是，近幾年中國在國際市場上四處尋找石油、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動用了巨大的外交資源，同時也投入了相當多的外匯儲備，使得中國對外獲取能源的邊際成本變得越來越高昂。而新能源大多是可再生能源，是內化解決這一問題的良方。

其三，中國經濟正面臨潛在威脅，即未來歐美很可能聯手，以碳排放為借口，對中國出口商品加征額外關稅。由于過度消耗煤炭、石油這些傳統能源，中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由此也使得美歐、甚至一些發展中國家要求中國承擔更多減排義務的聲音越來越高。如果我們將最近半年內成品油定價機制、燃油稅的接連出臺，以及即將公布的天然氣定價機制和新能源產業振興規劃等一系列事件視作一個整體，就能夠理解政策制定者對此所抱的強烈危機感和緊迫感。

然而，要振興新能源產業，未來前進道路上還有許多障礙需要克服，其中有一些也是世界各國普遍面臨的挑戰。

首先，如何保持新能源開發投入的連貫性，避免投機心態。對于尚處于嬰兒期的新能源而言，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后發劣勢。例如，國際油價上漲，新能源開發受到重視；而油價一回落，新能源計劃旋即被束之高閣。此外，由于成本和價格偏高，也妨礙了其推廣應用。不少人也指出，全球汽車行業的百年老店通用之所以走到破產這一步，與其過去數年在新能源汽車上只投入、不產出大有關系。不過，國際能源署（IEA）已保證，新能源的使用成本，將隨著技術成熟和應用普及而相應降低。

當然，與傳統能源相關產業的路徑依賴和利益集團的阻力，也是不容忽視的問題，這在國內汽車行業表現尤為明顯。為此，除了政府從政策上扶持新能源相關產業外，推動“節能減排”的公民社會運動健康發展，也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如何保持傳統能源與新能源的發展比例，以及如何在各種新能源之間保持最優的投入比。同時，還有一個如何協調新能源與其他產業之間的沖突的問題。例如，生物乙醇作物與糧食作物之間的爭地現象，在許多國家都是飽受非議的話題。

再次，對于民間資本如何進入并發揮作用要有可操作性，而不使其僅僅淪為一句空洞的口號。從利益動機來看，國有壟斷企業并不歡迎來自新能源的競爭；即使迫不得已，也要把新能源開發的主動權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例如，目前的風力發電，基本為大唐、國電等“國字號”所壟斷；而在生物質能源領域，除少數外資進入外，中糧和三大石油巨頭也成為主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