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益于煤炭價格從2011年年底開始的大幅下跌，大部分省份的標桿上網電價在最近都實現了1.5分錢左右的下調，但對應于可再生能源補貼的增加以及其他環保措施支出的增加，終端銷售電價仍舊保持不變。也就是說，上網電價的下調，實體經濟并未從能源成本中獲益。對于處在電力上游、價格低谷的煤炭行業而言，電價下降帶來的潛在需求也還無法兌現。

2013年初開始實施的新的煤電聯動辦法，將煤價變化5%作為調價的觸發條件，而“年度為周期”在現實操作中也被解釋為“以自然年為周期”，也就是整年才進行調整。這一過長的調價周期可能在未來遇到越來越多的挑戰。

僅就2013年煤價變化而言，從年初到現在，各地區煤價的下降幅度普遍在20%-30%之間，考慮到煤炭占電力成本的80%左右，以及300克標煤左右的效率水平，電價需要下調6分-1毛錢。扣除已經實現的調價幅度，未來的電價仍舊需要一次性的下調5-8分錢。這種下調，應該充分的體現在終端銷售電價當中。

下調電價，是電價機制的應有動作。

電價下調具有必要性

目前我國的電價水平已經不低，居民與企業的支出負擔急需減輕。這個事實的基本邏輯在于：價格作為標桿價值的信號，其高低只有相對水平才有意義。

從消費者的負擔來講，比較能源價格的高低，需要以收入水平為基準。我國消費者的收入只有歐美的幾分之一，甚至十幾分之一，而電價與歐美已在同一量級水平，導致能源支出擠壓了其他消費性支出，成為我國居民福利水平上升的一大負擔。

從工商業的能源負擔而言，可貿易部門需要參與全球競爭。從基于匯率轉換的角度，我國目前的工商業電價已經比美國高出30%—40%，比亞洲鄰國韓國也高出不少，由此帶來的競爭力下降是明顯的。

從終端售價所包含稅率的高低，可以比較不同政府對能源消費課稅的程度，反映出各個政府的政策意圖或目標。在歐洲，大部分國家實行高達30%-50%稅率政策。從生產者的效率來講，不含稅的價格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生產者可以獲得的收入，相應的成本如果可比較的話，這一不含稅價格就反映了市場的設計要素與生產者的效率。

電價下調，對于降低用電企業與居民的用電負擔是立竿見影的。如果政府認為我國實施低的電價水平是與“節約能源”、“環保”相矛盾，可以就此機會通過提高稅收水平予以糾正，將這部分稅收建立“綠色支持賬戶”，取得提高競爭力與支持綠色發展的雙重紅利。

忌憚“高耗能”反彈是誤導

鋼鐵、化工、有色等通常所指的高耗能產業，一直是各項公共政策限制的重點。從根本上講，對高耗能產業的限制是基于其環境的負外部性，這一問題的解決有賴于環境標準的提高與執行的剛性。事實上，高耗能并不具有“原罪”。

退一步講，即便限制高耗能是一個“好”的政策目標，基于忌憚高耗能反彈而反對下調電價的觀點仍具有誤導性，這屬于混淆了“機制”與“手段”。電價應是一種機制，內生于上游煤炭的成本及其他因素變化。如果高耗能被認定具有負的發展外部性，需要通過抬高其面臨的電價限制其發展，那么加稅抬高其能源成本屬于局部政策手段的范疇，而不應 “投鼠忌器”，去限制一般性的整體經濟機制發揮作用。

過去，限制高耗能發展的電價政策叫做“懲罰性電價”，沒有做到電價機制與政策工具的有效區分，其多收的“電費”賬戶的去向，是否補貼了由于高耗能而受損的群體，也有待進一步透明。這些都是迫切的現實問題。

電價交叉補貼可一同取消

過去，我國的居民電價低于工商業電價，這一“交叉補貼”幅度在出臺階梯電價之后有所下降。這種制度安排并沒有降低居民的實際支出總負擔，因為工商業的高昂電價必然要傳導到居民的各種消費品。與此同時，其誤導了居民用戶的電力消費行為，無助于居民用電的節約。這一制度的唯一好處，在于對于收入最低階層的實質性補貼。這部分用戶需要從“暗補“變為“明補”，以保證政策的總體效果是累進的。

但是總體上，取消交叉補貼是建設統一市場的要求。如果居民總體電價水平上漲50%，可以進一步降低工商業電價10%。這樣，我國的工商業電價水平將大體處于美國的水平。這一政策變化，將對居民電力消費信號指引具有象征意義，對工商業競爭力提也具實質性意義。

（作者系IEA全球能源展望組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