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潮水褪去之際，才知道誰在裸泳。經濟也是如此，當增長放緩之際，昔日蒸蒸日上的生產能力也開始凸顯出過剩壓力。

最近中國社交媒體內流傳一份全球鋼產量排名，第一名是中國（不包括河北）第二名是河北（不包括唐山），第三名是唐山（不包括瞞報），然后是日、美、印、俄、韓、唐山（瞞報產量）、德國。

這份名單戲謔之余，也揭露了中國產能過剩幕后的冰山一角，那就是中央調控與地方瞞報的貓鼠博弈。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中國工信部副部長蘇波即表示，產能過剩的原因之一正在于政府對微觀經濟的干預過多，尤其部分地方政府以追求經濟和財稅收入的高速增長為目標，通過低地價甚至零地價供給、稅收減免、財政補貼等方式招商引資，扭曲了市場信號，影響了企業正常的投資決策。

如今中國不少行業都面臨產能過剩，尤其是鋼鐵、水泥、光伏等領域更是全行業過剩，中國國家能源委員會專家咨詢委員會主任張國寶去年曾經列舉一份數據，表示不少行業生產已經接近或者達到了峰值，“僅僅河北遷安縣（市）一個地區的產量就超過了德國，唐山地區鋼產量超過了歐洲……水泥、船舶、太陽能、風力發電設備均表現出產能過剩，包括發電設備制造在內，產能已經達到年產1.6-1.8億千瓦。”

中國產能過剩是不可回避的現狀，那么如何解決呢？這是一個有趣的爭議話題，蘇波認為化解產能過剩和深化改革將同轉變政府職能相結合，大幅度減少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減少政府對企業投資活動的行政性干預。然而，蘇波發言之后，一位在場的發改委官員即表示，化解產能過剩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外一個極端，需要考慮政府和市場的結合。

這位官員“一分為二”的發言代表了不同部門對于產能過剩的理念差異，甚至也暗示了中國決策層對于產能過剩現象的矛盾心態：一方面政府尤其地方政府是產能過剩推手是不爭事實，另一方面最終約束的方法卻離不開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手段，導致付出代價的往往是企業甚至是民企——例如江蘇名噪一時的“鐵本事件”正是一個絕佳案例，以削減產能過剩之名，行極端方法減產能，效果如何呢？即使一家野心勃勃、實力不菲的企業從此步入隕滅，多家國有金融機構遭遇財務損失，卻無法徹底根治產能過剩的行業固疾，冒險與金錢、權力故事仍舊在中國各地繼續。

產能過剩不是新話語，但近年才開始進入中國官方決策核心議程。值得一提的是，習李政府的首次中央經濟會議之上，對于產能過剩不可不謂重視，強調“經濟運行存在下行壓力，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問題嚴重”。對比之下，胡溫時代的宏觀調控往往糾結于經濟冷熱問題，這并非當時沒有產能過剩，而是因為產能問題被國內消費以及對外出口所掩蓋。

換而言之，如果說過去產能過剩只是一個可能隱患，如今則已經成為會隨時爆發的定時炸彈，近年產能過剩的數據攀升頗能說明問題。根據經濟學者劉海影對全球214個國家經濟數據的研究，過剩產能對經濟增長具有重要影響，低過剩產能國家平均經濟增速是高過剩產能國家的3倍。根據他的研究，韓國在1996年過剩產能超過了30%的門檻線，隨后1997年東南亞危機爆發，韓國經濟遭遇重創；對比中國，在2008年之前的過剩產能已經比較嚴重，大約在23%左右，2008年之后過剩產能飆升，到2012年年底已經超過32%，去年則繼續上行。

經濟有其規律，任何短暫的狂歡終究會面臨漫長的償付。中國產能過剩率的攀升，對應著是四萬億刺激政策以及國內巨量投資。近年債務風險引發關注，但我始終強調，實體層面的產能過剩也就是金融層面的債務累積，經濟運行存在下行壓力、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問題嚴重、宏觀債務水平持續上升，三塊看似獨立的問題正是是中國經濟癥結的三位一體，其最終結果則導致經濟系統性風險的加大。

解鈴還須系鈴人。如果產能過剩的增長慣性在于地方政府的增長沖動，那么“宏觀過熱，調控民企”的老路注定無功而返。對應當下的經濟形勢，承認過剩產能根源所在，消化吸收過剩產能將是不得不付出的代價，那就意味著兩條出路，那就是化解存量消除增量，一方面必須允許甚至鼓勵有序破產程序，讓不再具有經濟合理性的企業出清，另一方面則應該進一步約束地方政府對于經濟的介入，這也關系未來中國社會規則與法治重塑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