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吳曉波）去天津尋訪孫宏斌，那時，他是中國企業界新晉的“最大失敗者”。

    孫宏斌于1994年創辦順馳，2002年之后的兩年里，順馳由一家天津地方房產公司向全國擴張，成為房地產界最彪悍的黑馬，氣勢壓倒萬科。然而，在2004年二季度的宏觀調控中，順馳遭遇資金危機，孫宏斌被迫將股份出讓于香港路基，成為當年度最轟動的敗局新聞。

    一開始，孫宏斌答應接受我的約訪，然而在最后一刻，他派出了一位老同學接待我：“什么都可以問，我都會如實答，不過宏斌不愿意出來。”在一周的時間里，我先后訪談了地方政府官員、銀行、媒體記者以及順馳的幾位高管，漸漸把成敗脈絡摸索清楚了，就在這個過程中，我（吳曉波）突然有一種預感：孫宏斌還可能重新站起來。

    預感基于這樣的一個事實：在企業即將崩盤的前夕，孫宏斌很好地維護了與當地政府的關系，解決了與銀行的債務問題，對那些遣散的員工也盡量妥善安排。也就是說，在最困難的時候，孫宏斌唯一竭力保全的資產是信用。

    孫宏斌是一個個性極度張狂和偏執的人，順馳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與他的這一秉性有關，可是，他恰恰又是一個重視個人信用的人。

    所以，在寫作順馳案時，我最后謹慎地添上了這么一段話：“這位在而立之年就經歷了奇特厄運的企業家，在四十不惑到來的時候再度陷入痛苦的冬眠。不過，他只是被擊倒，但并沒有出局，他也許還擁有一個更讓人驚奇的明天。”有趣的是，這段文字居然應驗，孫宏斌隨后創辦融創，在2009年的那撥大行情中順風而起，并在2010年10月赴香港上市。

    后來在課堂上，有同學好奇地問我：你是怎么看到孫宏斌可能復起的？

    我（吳曉波）說，因為我看到，當順馳作為一個企業組織難以為繼的時候，孫宏斌作為一個企業家的信用并沒有同時破產。對一個創業者而言，最重要的、賴以安身立命的根本，不是產品，不是技術，不是人才，甚至不是資金，不是所有看得見的資源，而是最為無形的——信用。只要一個人的信用沒有破產，那么，他在商業世界里便還有立足和翻盤的可能。因為，人們還愿意給你機會。商業，其實就是一個與機會有關的游戲。

    在逐利的商業世界里，失敗者往往是不容易被再次接受的，所以，有可能重新站起來的人少而又少。而那些極少數者之所以能夠卷土重來，最大的原因是，當他們的物質王國崩塌的時候，他們的個人信用卻被頑強地保全了下來。

    在企業史上，有另外幾個人的故事可以互為參照。

    與孫宏斌的經歷頗為近似的，是巨人的史玉柱[微博]。他倒在1998年的那次經濟危機之中，企業同樣亡于資金斷裂。史玉柱倉皇北上，躲到江蘇的一個小縣城里重新創業，而他一直耿耿于懷的，是如何還掉在珠海欠下的那筆債。幾年后，他因腦白金的熱銷重新站起，賺錢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刊登廣告，尋找當年的債主們。在過去的這些年里，盡管史先生的營銷手法讓很多人頗為厭惡和不齒，但是就商業運營而言，他確乎是一個“信用不錯的人”。

    與孫、史兩人相映成對照的，是無錫尚德的施正榮。

    施先生是一位很有造詣的留澳光伏博士，2001年回家鄉無錫創辦尚德電力，當地政府給予了資金、土地和稅收等全面的大力扶持，尚德一度成為全球最大太陽能電池板生產商，施正榮也當上過“中國首富”，風光一時無二。

    可是到了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光伏產業遭遇寒流，尚德處境非常艱難，市值蒸發上百億元。然而便在如此危急的時刻，施先生率先逃離火線，他拒絕與地方政府合作拯救尚德，更通過自己控制的個人公司掏空上市公司資產。到2013年，尚德宣布破產，無錫政府被迫以極大的代價接下一個爛攤子。我去無錫調研時，人人恥談施博士。

    有報道稱，今天的施正榮仍然是一位身價超過10億美元的“隱形富豪”。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企業家信用已然徹底破產了，在他的有生之年，恐怕很難在中國市場上做成一單生意。

    創業是一個幸存者游戲。所有的創業者都可能面臨滅頂之災。這就如同一幢房子，很可能會突然著火，在熊熊烈焰中，你需要冒著生命危險搶出來的唯一財產，不是椅子、電器或賬本，而是你的信用。